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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国平:大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那个男生他的爸

  

  在八十年代,周国平大概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了,他那本《尼采:在世纪的转折点上》是八十年代大学生争相传阅的名作,几被奉为经典。到了九十年代,他和妻子雨儿缠绵悱恻的爱情,他在失去女儿后的泣血之作《妞妞:一个父亲的札记》,又让多少读者潸然泪下。

  而如今,当年如饥似渴捧读周国平的那些文艺青年,都已迈入中年,周国平也老了。

  最近,周国平回首时代风潮,细说人情冷暖的私家回忆录《岁月与性情——我的心灵自传》精装新版面市。他说:

  本文节选自《岁月与性情》,记述了周国平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与同班同学郭世英的交往经历。1968年,年仅26岁的郭世英,不堪刑讯逼供自杀身亡,他与在前一年同样选择自杀的弟弟郭民英,成为父亲郭沫若晚年最大的哀痛。

  1962年9月的一天,一趟列车从上海出发开往北京。车厢里拥挤闷热,列车又开开停停,使得人们很不耐烦,经常有人唉声叹气。然而,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始终很平静,一张未脱稚气的脸,面容有些消瘦,脸色有些苍白,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。正是在这个少年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。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,但却意识到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,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我的身后。

  到达学校后,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,送往指定的宿舍。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,我的寝室是120室。四张双层床,四张简陋的书桌,住八个人,挤得满满的。到校当天,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,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。北大是云集的学校,这没有什么。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,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。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,一个接一个发言。郭世英也发言了。

  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,微低着头,长发下垂,眼睛凝视着地面。声音深沉而悦耳,话音很低,有时几乎听不清,仿佛不是在发言,而是一边思考一边自语。他说的大意是,从高三开始,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,读了许多书。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。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,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,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。

  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,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。在座的人中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,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。然而,正因为如此,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,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,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,既不愿盲从,也不愿自欺欺人。这是一个真诚的人,一个精神性的人。

  他的外表非常帅,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,体格匀称结实,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,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,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,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。当然,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,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,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,对朋友一片赤忱,热情奔放,并且富有幽默感,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。

  后来通过交谈,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。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。在学校里,他一直是三好学生、模范共青团员,被誉为的表率。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,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,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,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,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。到快毕业时,他开始反省自己,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,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。离开一零一中后,他进外交学院上学,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,休学一段时间,然后转学到了北大。

  当时,全国大专院校哲学公共课的统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》,它同时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主要教材。区别只在于,我们必须在这本书上花费多得多的时间,除了书上的内容外,还得听取教员搜集来的对它们的烦琐的诠释。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和全部价值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,与反动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。很显然,由这个途径不但不能走进哲学中去,而且不能对哲学是什么获得一个概念。

  北大虽然开了西方哲学史课程,但是一则教科书贯彻阶级观点,内容简单片面,二则课程没有学完,因参加四清而中止了。不过,我还是读了几本原著,有休谟、马赫、罗素等,并且边读边记录我的理解和思考。

  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,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,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,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。我也蹭读了几本,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,荒诞派剧本《等待戈多》、《椅子》。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,由于被视为修正主义者,其后期作品也是内部发行的,世英当时已读了《人,岁月,生活》。在同一时段,世英还迷上了尼采,经常对我谈起,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《札拉斯图拉如是说》,因为用的是文言文,我翻了一下,没有读下去。

  有一回,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,上面有萨特的文章,建议我读一下,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。大约是受孙经武的影响,在尼采之后,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《精神分析引论》。我曾向他借这本书,他没有答应,笑着说:“你也想读?早一点了吧!”通过自己阅读,也通过世英的谈论,我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,这已经很不容易,那些东西都被判为反动,一般学生根本接触不到,如果没有世英,我也接触不到。

  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理想进北大的,进来后发现,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,迎接我的是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。不过,在世英影响下,我的初衷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。学问不是第一位的,生活本身高于学问,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。

  世英经常说,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。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。他自身就是我的一个榜样,虽然在同学们眼中,他是一个走入了歧途的人,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实。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,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,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。我心想,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,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,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,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。

  有天午睡时,我听见他在窗外叫我,便翻窗出去。他旁边站着张鹤慈,他们想去喝酒,但没有钱了,向我借钱,还要用一下我的学生证去旧书店卖书。他们三人经常去饭店喝酒,在半醉中写作。

  在当时的环境中,他们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类。他们的行为,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,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的模仿,我估计主要是在模仿《人 · 岁月 · 生活》所描写的洛东达酒吧里的榜样。使我越来越担心的是,世英的情绪这样放任下去,与现行制度的冲突日趋激烈,不知会走向一个怎样悲惨的结局。

 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,其中,上学仅两年,农村四清两年,文化革命又两年。在这六年中,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,一是大学一年级,另一是1966年直到他去世。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,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。我完全有理由说,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,远比在哲学系全部课程所学更多,当然也更本质。如果没有世英,我相信我仍能凭借悟性走上后来的路,不过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。对于我来说,在一定的意义上,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,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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